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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其曲折而漫长的发展进程中，虽历经磨难，然自强不息，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了许多为世人所景仰的奇迹。中国明清古典家具无疑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饮水思源，中国明清家具的辉煌，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当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是中国几千年古典家具文化积淀发酵的结晶。因此，我们在描述中国明清古家具辉煌之前，有必要简要的回顾一下中国几千年家具发展史。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商周时期当为家具的初始阶段。众所周知，中国在商周时期便已进入了著名的青铜器时代。由于当时科技不发达，人们很迷信，多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希望寄托于上天的佑护。因此，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祭祀活动便占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礼器，自然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器物。其实，有些礼器虽是青铜的材质，但已备早期家具的雏形。比如，这一时期的“俎”和“禁”，就分别代表着用来宰杀牲畜并置放“牺牲”的案子及放置酒器的台子。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为席地而坐，家具制作非常简陋，日用器物兼有家具的功能。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与前代相比，家具的制造水平也提高很快，出现了像鲁班这样的能工巧匠。相传，锯子就是由鲁班发明的。冶金技术的进步，使炼铁技术得到快速发展。锯、斧、钻、凿、铲、刨的出现，使木材加工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变革。
这一时期家具总的特点是呈低矮型，出现了完整的供席地起居的低矮型家具。家具较低矮，无固定位置，可根据不同场合而派作不同的陈设。家具的功能性不断加强，同时兼有礼器的功能。漆家具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家具，除了沿用传统的漆绘、油彩、针划、贴金银箔、镶银等工艺外，还出现了戗金、堆漆等工艺。有的家具漆饰后，还配以鎏金铜饰件，显得更加华贵。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家具的类型还比较简单，主要的家具品种就是几和案。由于当时人们还习惯于坐或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矮。床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床的出现，使人类的生活起居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变。从河南信阳关出土的彩绘大床上，我们似乎隐隐约约还能看到当时楚国家具制造的某些特点。屏风的出现，至少不应晚于床。因为，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使用屏风的记载。
秦统一后，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使秦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比如说，规模庞大的阿房宫，就是秦始皇大兴土木的一个标志。遗憾的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当年的辉煌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借助于史料记载和文学作品，去想象当时的盛况。
汉人的起居方式依旧是席地而坐。室内家具的摆设，自然以床和榻为中心。这时候床的功能，已不仅仅是可供睡眠的场所，更多的是人们用餐或交谈的所在。这些场景，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都有记载。其实,床与榻并不是一个概念。床不仅高于榻，而且应比榻宽些。即如床上的帐幔也有其特殊的作用：夏日避蚊虫、冬日御风寒。既美化了居室，又彰显着主人的身份。几在汉代则是等级制度的象征。皇帝用玉几，公侯们只能用木几或竹几，不可错乱。案的作用也相当大。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案既可作为饮食用桌，又可用来放置竹简，以便伏案写作。
随着与西域各国交流的增多，古代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被彻底打破。胡床就在此时传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形如马扎的坐具，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竟被我们的祖先发展成可折叠的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胡床的引入，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席地而坐”还是魏晋以前大多数中国人固有的习惯，那么，至少从东汉时期开始，随着东西方各民族交流的增加，新的生活方式已逐渐传入中国。方便舒适的“垂足而坐”，遂为中国人所接受。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后，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形态出现了。
尽管汉末至六朝时期，史书所载局面多为政治混乱、战争不断，但这一期间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是相对自由和开放的，涌现出了陶渊明及“竹林七贤”。佛教的日益兴盛，极大地加快了寺庙的建设步伐。而寺庙中所陈设的用具，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墩、椅、凳等高型家具。遗憾的是，截止目前我们还无法看到当时的家具实物。不过从大量同时期的壁画、石刻上，我们发现至少在唐代，椅、凳、双人胡床、墩等家具就已大量出现。而在家具装饰方面，浮雕配件或绘画图案，多少都与佛教有关。
隋朝是短命的，仅仅维持了37年。即便是在家具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东西。家具的真正繁荣是在唐代。长时间的战乱，使人们的生活热情在和平降临后空前迸发。在“贞观之治”和其后的“开元之治”期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从而为唐代家具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需要指明的是，唐代的家具虽然浑厚、丰满，尤其是豪门贵族所使用的家具，在装饰上华丽无比，出现了复杂的雕花、大漆彩绘，但工艺技术和品种方面则变化无多。从唐代敦煌壁画上，我们除了可以看到鼓墩、莲花座、藤编墩之外，还可以见到形制较为简单的板足案、曲足案、翘头案等。文人士大夫多追求素雅洁净，所以，这一时期的立屏、围屏多素面无饰。床榻类变化无多，因袭上代形制，多是箱式床、架屏床、平台床、独立榻等。这一时期是席地坐向垂足坐，低型家具向高型家具发展转化的高潮期。传统的席地起居习俗逐渐被废弃，垂足而坐日益流行，家具形态出现了由低矮向高型发展的趋势。
晚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门望族多以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为时尚，许多重大的宴请及社交活动都请绘画高手加以记录，从而无意中给我们考察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形象资料。其中，五代画家顾闳中笔下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画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五代时期某些家具的使用状况。其中有直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
从10世纪晚期开始，宋王朝便展开了它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的画卷。宋时高型家具已相当普遍，高案、高桌、高几也相应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固定式姿势，中国人起居生活方式的变革由此而告一段落。城镇世俗生活的繁荣，促使高档宅院及园林大量兴建，打造家具以布置房间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一切无不为家具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宋以及稍后的辽、金，历时三百余年。在此期间，家具发展经历了一个高潮。高档家具体系已建立并完善起来，家具品种愈加丰富，式样愈加美观。比如，仅桌类就可分为方桌、条桌、琴桌、饭桌、酒桌以及折叠桌等。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组合家具——“燕几”。这是一种成套的按比例制成的大小不同的几，共有3种规格、7个单件，可以变化组合成25样、76种格局。人们可根据人数的多少，任意组合。“燕几”可以说是世界家具史上最早出现的组合家具。宋代的椅具已经相当完善，后腿直接升高，搭脑出头收拢，整块的靠背板支撑起人体向后依靠的重量。圈椅安有圆靠背，以适应人体曲线。胡床经改进后，便形成了交椅。几类在此期间则派生出高几、矮几、固定几、直腿几、卷曲腿几等多种形式。宋代家具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挺拔、秀丽的特点；装饰上承袭五代风格，趋于朴素、雅致，不作大面积的雕镂装饰，只取局部点缀以求画龙点睛的效果。
相对而言，元代立国时间比较短。统治者采用的又是汉制，所以，不仅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依旧沿袭宋、辽、金各代，家具方面也是禀承宋制，工艺技术和造型设计上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当西方还在黑暗的中世纪里苦苦摸索、求新求变时，古老的中国封建王朝则满怀豪情地走向未来。蒙古人的统治终结了，一个更加世俗、更加多样化的新时代大步走来。
16世纪末至17世纪，当巴洛克艺术在西方世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时，东方的中国正经历着明朝市井文化的繁荣期。在明王朝的后期，尤其自万历朝始，社会虽很不稳定，但在离战乱相对较远的中国南方地区，却出现了苏作家具。
起初，苏作家具在江南地区主要采用当地盛产的榉木为原材料，至明中期以后，则更多地选用花梨、紫檀等品种的木材。特别是经过晚明时期文人的积极倡导和直接参与，这类时髦的家具立即得以风行。
最能说明这一现象的，莫过于范濂《云间据目抄》中的一条：“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袴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1、范濂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若以20岁前为他的少年时期，那么他的少年时期应至嘉靖三十九年，即1560年。至少在此之前，书桌、禅椅等细木家具，松江地区还很少见，民间所能见到的只有银杏木金漆方桌等。
2、松江从莫廷韩（号是龙，万历时人）和顾、宋两家公子开始，才出现了从苏州购买的几件细木家具。细木家具可以理解为木材致密、除银杏木金漆方桌以外的一些品种，其中可能包括椐木（即榉木）家具，当然也包括各种硬木家具。这里已明确说出细木家具是从苏州买来的。由此可见，苏州当时已成为明式家具的制造中心和集散地。
以苏作家具为代表的细木家具，把经久耐用的特点和隽永高远的审美趣味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出类拔萃的艺术风貌，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中一颗璀灿的艺术明珠。这种家具因产生于明代，时代特色鲜明，故被称为“明式”。
手工业的进步、海外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等社会因素，促使家具在明末清初达到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高峰。明代家具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用材考究，而且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式”家具风格，也是中国古典家具进入实用性、科学性阶段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的家具不论是制作工艺，还是艺术造诣，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家具艺术发展史上最具艺术感染力的精品。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虽然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上不难看出，只有苏州地区的风格特点和工艺技术最具底蕴。这种风格鲜明的江南家具，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由此可见，人们习惯于把苏作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是必然。
明末清初，社会虽动荡不安，可家具的发展并未因战乱而停滞。大量的硬木木料如紫檀、乌木等，得到了上层社会和文人雅士的喜爱。其中，色泽淡雅、花纹美丽的花梨木更成为制作高档家具的首选。不仅南方的铁力木、榉木和北方的高丽木，核桃木等所谓的柴木得到广泛使用，连适宜于装饰的黄杨木和瘿木以及专做箱柜的樟木等也都被大范围的派上了用场。而家具的种类，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多彩。不仅有桌、椅、凳、箱类，还有床榻、柜格、几案、屏风等。
清朝的统治者，在开国之初以一种既开明又保守的姿态面对一切。体现在家具上就出现了尺寸扩大、形式守旧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柴木家具也是明式家具中的精品。许多柴木家具风格淳朴、造型敦厚，体现出来自民间的审美情趣。在柴木家具当中，尤以晋作为优。河北、山东也不乏佳作，精品不绝。
可以说纵观整个家具史，在明末至清初这一段时间，以苏式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中叶以后，清式家具的风格逐渐明朗起来。清代家具在康熙前期基本保留着明代风格特点，自雍正至乾隆晚期，随着社会的进步，清代家具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形成了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的清式风格。清代家具作坊以扬州、冀州、惠州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出现了“苏作”、“京作”、“广作”等不同的艺术风格。
从家具的工艺技术和造型艺术上来讲，至少在乾隆后期，清式家具便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片面追求华丽的装饰和精细的雕琢，以多求胜。物极必反，过多的奢华达到极至之后，衰落便已露出迹象。乾隆后期的家具除了复杂细密的装饰，已无更多的创新。
清末由于国力衰败，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战争频繁，各种民族手工业均遭到严重的破坏，家具艺术每况愈下，从而进入衰退期。家具生产在嘉庆时期，曾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滞。从当时皇家造办处的文件档案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作量的减少，家具生产规模日益缩小。民间家具多以仿宫廷风格为主，只是愈加简陋和粗糙，毫无艺术性可言。道光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国已处在被外国列强任意宰割的阶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家具业也随之结束了它曾经的辉煌。就连光绪皇帝大婚的家具，竟然也都交由民间木器作坊随意制造，其粗俗、简陋，令人难以置信。这一时期，尽管京城集中了大批能工巧匠，但所制造的家具多呆板乏力；苏作家具一扫往日的高雅气质，变成僵硬、程式化；广作家具则更多地受到外来家具的影响。狮爪脚、贝壳饰、卷草纹等虽被大量使用，但仍免不了给人以堆砌的感觉。至此，不论以苏作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还是以广作、京作、苏作为代表的“清式”家具，已如明日黄花，完全走向了没落。
需要申明的是，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社会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洗礼，这种历史巨变也深深地影响到中国古典家具业。自西风东进以后，中式家具受到西方家具的影响，家具日益追求装饰雕刻，迅速“洋化”起来。如广式家具几乎将整件家具都加以雕刻，使不少家具变成了一件件雕刻工艺品。这些家具雕刻精细，式样新颖，既是地道的中国制造的“西式家具”，也是“洋气”十足的中国家具。中国传统的古典家具在受到很大冲击、产生了较大变化的同时，也创造出了许多新品种。
家具作为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艺术的一种物化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风格和哲学观。家具功能及形态的完善，不仅改变着人们的起居习惯，规范着人们的举止礼仪，甚至也成了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秩序、经济实力、哲学思想、美学水平、民俗风情等方面的物化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家具史，就是一部专题文化史。它从一个侧面，实证着整部中国大历史。